春晚+《中国诗词大会》接力赋能，古井贡酒春节档又“添把火”？******
“年，谷熟也。”
在中国人眼中最神圣的“年”，最初的本意是指谷物成熟。甲骨文里的“年”字，上方是个禾苗的形状，下方是个弯着腰的“人”形，整个字形便是一个人扛着成熟的庄稼回家的情景。
在古老的农耕社会，谷物成熟自然是至关重要之事。因此，以谷物成熟周期引申而成的“年”，便成了华夏民族最隆重的节日。
历经上下五千年的传承和丰富，如今的“年”有了各种各样的习俗，比如守岁，贴春联，迎财神，祭神爷，放鞭炮，穿新衣，吃饺子……
新世纪里，年俗里又新添了看《中国诗词大会》，喝古井贡酒。
1月25日，正月初四，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的《2023中国诗词大会》如约而至、正式开播。
首期节目围绕主题词“欢喜”，热热闹闹地开启了新一季的诗意遨游。
为何“欢喜”？
秉承“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宗旨，《2023中国诗词大会》围绕“欢喜、寻味、燃、寒暑、先生、本来、心动、天下、十年、远方”十个关键词，以“欢喜”为始，以“远方”为盼，回归诗意的共同落点，给人以穿越凛冬的温暖力量，再掀“全家老少齐上阵，天南地北共此情”的收视浪潮。
“欢喜”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和理想情怀。
点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借用中国古典诗词为观众普及了人生之中各式各样的欢喜：有大功告成的狂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人生自得的欣喜，“休对故人国，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更有心怀天下，激励民众的大欢喜，“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看来，又一个春天如约而至，有团聚就有力量，有春天就有希望，新的一年，满载着希望和力量出发，即是迎接岁月静好的“小欢喜”，更是迎接国泰民安的“大欢喜”。
值得一提的是，节目还将相对抽象的主题，化作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时代切面，在纵横古今、纵贯南北的人间烟火中，激发人们对“欢喜”的丰富感知与无限遐想：它是欢悦庆升平的“岁朝图”，是北京深秋农家小院里甜蜜蜜、亮晶晶的大柿子，是浙江安吉余村“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的美好模样，是我们透过中国航天人的眼睛“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的油然自豪，是千年非遗绝技打铁花“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流光溢彩…………
当观众从触手可及的现实场景中，聆听诗意穿梭千年留下的壮阔回响，古老的诗词也就获得了与时代相拥、为生活赋能的新的生命力。
“欢喜”中的隐藏线索
在首期节目中，有一道很有意思的题目，需要参赛选手根据“后代称欢伯，前贤号圣人”“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等四句诗句线索，猜出一种饮品。
答案毫无悬念：酒。
节目主持人龙洋表示，将“酒”列入“欢喜”的线索题里，很有深意。在她看来，酒，可以是最孤独的人喝，也可以是最热闹的人喝，可以是最豪放的人喝，也可以是最温情的人喝，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康震也提出，酒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人爱酒从对酒的命名中就可以体现。“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出自苏轼《洞庭春色》一诗，写的是苏轼当时的好友将所酿之酒取名“洞庭春色”，既是好酒之誉，也蕴含着主人对祖国山河的美好想象，李白也有诗云“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康震认为，“酒，在这时候就不是酒了，是一种燃烧的激情”。
蒙曼从古人对酒的别称中，总结“酒可以给人带来快乐”。“欢伯”一说，最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坎之兑》中，“酒为欢伯，除忧来乐”认为，酒能消除人的烦恼与忧愁，使人快乐。
此外，酒还有“清圣”“浊贤”之说。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太平御览》《魏略》中有记载：“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以“圣贤”代酒，足见对酒之欢喜。
年+文化+酒=古井贡酒
《中国诗词大会》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自主研发的原创文化类电视节目。它把中国最影响深远的诗词搬上综艺节目的舞台，以比拼竞赛的形式，寓教于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有了全民基础。
癸卯兔年，时值《中国诗词大会》陪伴观众“文化过年”的第八个年头。不知不觉守候它的开播，早已成了全家老小、天南地北的年味之选。
据统计，该节目前七季收视总计超过30亿人次，在全社会形成了诗词热、国学热、国风热和文物热，成为观众春节假期不可或缺的“精神陪伴”。
而古井贡酒同样是“年文化”的倡导者与同行者。
自2016年，古井贡酒携手央视春晚，向全国人民拜大年。中国人的过年记忆中，又加了一个“喝古井”，“过大年、喝古井、看春晚”成为一句流行语，响遍大江南北，深入人心。古井贡酒历经十年研发的“年份原浆·年三十”，更是以“年三十”为名，彻底与年文化深度绑定。
此外，古井还围绕“年”，成立古井贡酒文化研究院，遍邀白酒业、文化界专家围绕“年”展开一系列文化研究。通过发掘“年”文化的深厚内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井文化道路，展现了古井贡酒传承与传播中国文化的名酒担当。
也正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同一个初心，让古井贡酒与《中国诗词大会》走到一起。
2022年，古井贡酒牵手《中国诗词大会》。此次再度冠名、同框亮相，在新春佳节的喜庆、祥和中，二者携手汇聚起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向心力，不仅激发起国人以诗为桨、破浪前行的力量与勇气，也表达了古井贡酒“寻文化之根、铸民族之魂，举杯古20，畅饮中国酿”的美好愿望，从而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酿世界香”的魅力。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盈彩网app地图 |
